作者:杨昊霆 来源:华商报 

　　“我其实早有退意，我知道我适合干这一行，但我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一行。”投标能手庄成说了一句看似矛盾的话。顿一顿后，他解释道，“太累了。”

　　他的电话每天要充至少3次电；早高峰从家到公司的不到一小时时间内，他往往要接打差不多20通电话；工作日他很少在晚10时前回家。

　　设局者遭遇釜底抽薪，吃了哑巴亏

　　庄成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，但商场诡谲，他也会栽跟头。

　　最近他参与的5次投标中，除一次未中外，还有一次看似是中标，其实是中了别人的圈套。

　　当时是一家国字头企业邀请招标，拟招标大型机电、网络设备若干台以及其他零碎配套的产品。招标前，庄成迅速“搞定”了该单位某负责人。

　　随后该负责人力主将庄成可控且符合招标标准的S品牌，写进招标要求，并安排4家公司同时报名，将招标名额占满。

　　“当时形势一片大好。S厂家是我早谈好的，低价换销量。而4家对手都是我安排的‘陪跑’，”庄成说，若按照计划完成，以谈好的成本价格及合作方式，扣除“费用”，该项目利润约30万。

　　结果现场拿到打印好的招标文件，庄成傻了眼。大型设备要求的品牌从S成了C。

　　他悄悄短信联系该负责人，对方回复，“评标会上有领导突然发声，其他人也跟风，反正把品牌改了。”事后庄成多方打听，才知实情。

　　“一家竞争对手一看没机会了，就意识到是我设的局。于是玩了釜底抽薪，让我中标但挣不了钱。”对方和自家的关系品牌C品牌联合，利用各自关系，联手鼓动内线们在评标会上质疑，最后现场将定牌修改为C，并立即打印标书发给参标的5家公司。

　　“我硬着头皮中了标，却只能放弃S品牌，联系C公司核价进货。结果C公司说无法供货给我，因为我没有代理授权，让我找我的竞争对手，说对方有授权。结果就是，压根没参加投标的那家伙，从C那里把设备进来倒个手，用近乎离谱的价钱给我，赚的比我再卖给客户的差价还多。”

　　庄成试着安慰自己，“起码在经济方面有所补偿。”捏着肥肉传来递去，他的手上自然也会沾到油。

　　看见“和”字，就知道标定向给谁了

　　程铭不是不懂潜规则，但他不信邪。然而混迹这个江湖久了，不少把戏他其实都明白，他拿着一份招标公告嗤笑着说，“你瞧瞧，这里面有什么玄机。”

　　算上两行的标题和两行联系方式，这则公告在A4纸上只排了14行，占不满大半页。华商报记者翻来覆去地看，也没能在这段说明性文字中发现什么。

　　内容其实挺简单，中部某省某地级市就一个涉农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进行公开招标。

　　程铭拿起笔，在一个字上画了个圈，说，“机关在这。”他画圈的地方是这样一句话，“现公开向社会聘请具有农业、畜牧、轻工业乙级以上咨询和设计资质，或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以上资质证书，有相应的专家团队和专业人员，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，均可报名参与。”

　　他勾起来的是第一个“和”字。“咨询和设计资质，注意，他用的是‘和’而不是按道理更常见的‘或’，这一字之差，我就知道这个标是打算给谁的了，因为兼具这两项资质的机构在本省屈指可数，其中有一家在这个市已拿过多个项目。”

　　程铭把公告向办公桌上一扔，苦笑说，“这算是用心的了，起码比那些没技术含量的定向标让我心服。”他的办公桌后悬着两挂条幅，“上善若水”，“正心端步”。

　　他还遇到过“先上车后补票”。年初，某县招标一个规划项目，他跑去参与，却被该县上级某市领导打招呼。“活儿人家都基本干完了，现在就是补个流程。你报价再低、资质再硬，也没用，别费劲了。”

　　现场追加资料，“只给你半小时准备”

　　同在工程领域耕耘的马咏梅，也是一肚子邪火。她拿出不久前某市的一份招标文件，“这个标我事先摸了底，他们的预算是一个包400万，我两个包，一个投了260万，一个投了280万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分别让别人用390万和380万中走了。”

　　更邪乎的是，在开出标价之前，招标方在现场突然临时要求投标方追加一项资料。“当初的招标公告压根没提到这些资料啊，不然我肯定早准备了。”投标者们面面相觑。

　　然而有人早有准备。一家在当地众所周知有省上背景的公司，悄无声息地拿出了所有资料。

　　马咏梅不服，追问甲方和评审，“凭什么现在突然要求这些资料？有什么法律依据？”甲方一位领导见她不依不饶，便说，“给你半小时，能把资料补齐就进入下一轮。”

　　取都来不及，但马咏梅不信邪，联系后方把资料悉数用电子方式传了过来。当她把所有补充资料、包括“做这个项目根本用不到”的内容都放在桌上时，她觉得甲方和评审的反应很惊讶。“他们交换了个眼神，那意思，压根没想到我们能拿得出这些。”

　　结果标被废了。马咏梅公司的法人代表接到一通电话，“这标废了，你们别再跟了。”打电话的是省上一位实权人物的传声筒。几个合伙人一商量，决定知难而退。

　　被打招呼的不止马咏梅。上个月程铭的公司参与了一个县的一项规划报告的招标，他的报价有优势，实力也比竞争对手强。结果对方通过一位领导，让他所在高校的领导给他施压。程铭很火大，赌气式地提了条件。

　　“要我弃标？那我给我的员工怎么交代？这个标人家本来肯定拿下，等着拿那10%的业务提成呢。”

　　“你意思要让对方给你5万，你才弃标？实话说，这个标他挣都挣不到5万。”

　　“不可能，没有20%的利润，他中了干啥？拿一半给我的业务员，剩下的他拿去。”

　　“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你让我怎么给你说？反正，你退吧。”

　　设置模糊不清的条件，作为陷阱

　　“拿关系硬欺负人，没意思。”投标能手庄成说，这样搞容易出事。“我更喜欢谋略取胜。”他甚至给这些谋略取了参照兵法的“代号”。

　　“我带你去现场的那个标，甲方和供应商我都控制好了，以最低成本价力压对手，这叫‘关门打狗’，最是简单；而我上个月被人算计的那个标，对方把我设置的所有优势从源头瓦解，叫‘釜底抽薪’。”

　　3个月前，他就玩了一次“无中生有、暗度陈仓”。

　　当时是一家政府单位公开招标网络设备和软件架构，由招标公司代理。“政府部门这种基建项目的原则，一般是满足要求的基础上价低者得。”庄成试图接触甲方失败后，立刻调整思路，接触了招标公司该项目的负责人员L。双方一拍即合。“由于公开招标参与方很多，操作某家公司中标难度比较大。我们商议决定，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模糊不清的界定标准和条件，作为陷阱。”

　　庄成举着手机打比方。“比如甲方只需要个能通话的电话。但L运作后，在招标文件里要求，手机得能上网、要有各种APP、有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等等，反正就是提高门槛。本来一个普通手机也就1000元，但考虑到这些条件，报价就得3000元起了。”

　　更绝的是，L将招标公告发布时间放在过年收假后第一天，很多潜在的竞争对手压根没关注到。“即便如此，还是有17家公司参与，不过其中有4家是我安排的演员。”唱标完成，庄成的标因为了解甲方实际需求，而把价格定得很低，“比我还低的只有3家，都是我的人。而我故意让他们在别的方面准备不足，使L可以堂而皇之将他们废标。”

　　“如果有人抠字眼，说设置的条件我并不都满足，L大可以说，‘客户的需求本来就没有那么高，只是本着尽善尽美的原则才提出的’。”

　　能搞定甲方最好 最次也得搞定竞争对手

　　按照法规，政府采购的招投标大致分为定需求、发公告、编制招标文件、投标、资格审核、入围、评标、开标等环节。

　　每个环节都有原则性的规定，如“一个招标项目只能有一个标底。标底必须保密”、“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”、“禁止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”、“禁止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”等。

　　然而投标手庄成却说，赢投标的关键是人。“能搞定甲方，搞定招标代理公司，都是最好的。退而求其次，能搞定一起投标的人，也不错。”

　　他透露，即便是竞争关系，大家有时也能达成默契。“老板们都想着把对方挤死，但我们执行者不这么想。特别重要、特别大的标上，拼实力和手段，不那么要紧的，彼此卖面子，齐心协力。”他把这叫做“三家分晋”。

　　“比如一季度时我的考核任务完成差不多了，某个研究所招标机电设备，有个哥们想要那个标，找我和另外几家实力相当的潜在对手，一起喝了顿酒，用公司费用给每家操作者都封了个红包。我们就在投标时都小小地掉一点链子，让他中走。”

　　基于这种圈子，实力较差的公司还会配合实力强的公司玩一招“桃代李僵”，即由小公司拼命压低价，排挤竞争对手，大公司在方案上力求“漂亮”，竞争对手两头不占优后知难而退，然后小公司以成本核算失误为由也退掉，留下大公司拿标。大公司则在其中分出子项转手给小公司，利益均沾。“就像海里的印鱼，贴在鲨鱼身上，吃鲨鱼捕猎剩下的碎肉一样。”庄成说，这个圈子有着类似的生态链。

　　一样的事，标准不该有弹性

　　本是法律学者的马咏梅说，从相关法规到十八大后提出的鼓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，初衷都很好，但细则仍待完善。“应该效仿欧美，细化到每个行业领域，将所有环节、程序相对固化，减少人为操作的空间。”她觉得，这样能一定程度避免招标主体“任性”设置条件，带着主观倾向给其他投标者设置“陷阱”。

　　“就算是潜规则，也该有规则。”程铭说，最起码一样的事，标准不该有弹性。“有两个两个县，招标一模一样的项目，但评标分数，一个把商务标（即价格主导）占比七成，一个把技术标占比七成，怎么说得过去？”

　　“一些招标主体压根不懂技术，评标的所谓专家，很多只是行政官员，评判标准更是模糊不清，变化多端。评标时连个名牌都没有，更别说他的职称、专业等级、社会身份，感觉就是摆样子。”程铭说。

　　但即便“专家”都是专家，也有问题。庄成坦承，他面对的国字头研究机构和企业较多，他们在邀请招标时为了标榜权威和避嫌，反倒不用自己企业的技术骨干，而是对外邀请该领域的专家参与评审打分过程。“尤其是政府项目，甲方会抽取或邀请专家来评审。但我们会提前打听评审成员，总会有机可乘。”

　　法规规定了环节和笼统的规范，但从华商报记者搜集的实例可以看出，每个环节都可以成为舞弊的载体。对此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等专家建议，积极推进采购官制度，并实行终身追责制。

　　“政府采购当事人违反政府采购法和本条例规定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。”最新的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如此规定，但比起采购招标的巨大既得利益，责任似乎轻了些。像评审专家泄底这样影响重大的行为，只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全文处罚金额最大的第七十二条，数额也无非是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。

　　“关键民事责任是谁主张谁举证。谁敢举证？”马咏梅说，“生意被抢，总比彻底没生意做好。”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